2016年6月16日（周四）15:00-17:00，北外国关前沿沙龙第九期活动在9778818威尼斯西院综合楼1147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主题是“文明何以战胜野蛮？——技术、国际竞争的时代性与崛起模式”。本次沙龙学术活动由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王鹏主讲、尹继武副教授主持，并邀请学院的田小惠副教授和史泽华副教授两位老师作为评议人。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与学院尹春玲副教授也参与了今天的讨论。
尹继武老师首先介绍了王鹏博士的基本情况：现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与世界和平论坛新闻秘书的王鹏博士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政策与亚太\周边国际安全、中国战略文化、朝贡体系与东亚古代国际秩序、东亚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等。兼任《国际政治科学》和《中国国际关系季刊》助理编辑的他曾在著名期刊发表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另著有国际评论四十余篇。
王鹏博士主旨报告的内容是他以“文明何以战胜野蛮”为标题的学术论文的思路展示。王鹏博士的跨学科研究希望借鉴科学-技术-社会理论（STS），建构一种基于关键性技术革新的世界政治演化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随着技术的不断积累，其对科学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同时对国家经济、军事竞争力的推动力越来越大，因而最能激发、保障科技创新的国家治理-崛起模式将胜出。文章提供了三组案例，比较了“基于强制”与“基于同意”两种治理-崛起模式，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后者的效用呈递增趋势，因为其更有利于科技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王鹏博士随后以研究缘起、理论建构、案例检验与结论四个部分，具体展开了其文章思路。
首先，王鹏博士研究“最初的困惑”源于他对阎学通教授“道义现实主义”的思考。“讲道义”有利于“崛起”吗？历史上诸如秦国、罗马帝国、蒙古等“坏”帝国的成功崛起对这一命题形成了挑战。文明总是不敌野蛮吗？文明和野蛮之间的胜负是否存在一种制约机制？
对于国家崛起，许田波和赵鼎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许田波对不满足最大相似性要求的极端案例进行对称性历史比较，提出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 Counterbalancing Strategy与Ruthless Stratagems；赵鼎新则批判许的观点缺乏时代性，春秋战国与近代西欧国家的崛起所依赖的要素差异很大。相比于结构现实主义权力斗争永恒的观点，承认国际体系存在“时代性”的观点聚焦互动规范，包括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演化理论这类单线进化的观点，中国“据乱世”、“生平世”、“太平世”的历史循环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螺旋上升的观点以及吉尔平的成本-收益模式等。综上所述，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core question）可比表述为：在什么样的技术条件下，国家基于同意（文明、道义的）的治理模式比基于强制（野蛮的、不道义的）的治理模式更有优势？
其次，理论建构部分包括技术演进和国家竞争两个逻辑。从技术角度讲，国家间竞争的要素存在某种时代性，即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对国家竞争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根据STS与科技史的研究成果来看，从19中期以来，科学的发展对技术的进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用逻辑链条表示为，科学影响技术（19世纪以后），技术影响经济，经济影响军事实力，同时技术也可以直接作用与军事实力，最终影响国际竞争。明确这一前后，我们可以推断，随着科学与技术在国家竞争中重要性的加速提升，那么观察越往后的历史（以及预测未来），我们就越能看到，一国政府的治理模式越能适应、促进科学发展、技术革新，那么就越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那么，这种占优的模式究竟是什么呢？下面“竞争的逻辑”将展开详述。
关于竞争的逻辑，王鹏博士对国家权力来源的看法深受Michael Mann所著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1986)中IEMP模式的启发。他认为随着上文中所论述的技术重要性越来越高这一趋势，“基于同意的崛起模式”（渗透性权力、集约性技术）由于其更有利于利用、激励技术创新而得以效用递增；与之相反，“基于强制的崛起模式”（任意性权力、粗放性技术）则将由于不利于应用新技术而效用递减。
为检验上述的理论建构，王鹏博士提出了三组案例。第一对案例中，秦国与罗马帝国的行为和禀赋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都处于农耕-冷兵器时代，两个帝国都使用相对野蛮的治理模式，同样形成了大一统的帝国。从技术角度讲，在当时的农耕-冷兵器时代，政府所面对的社会主要是一盘散沙的农民。因而政府能够通过编户齐民、保甲等“基于强制”的手段（任意性权力、粗放性技术）加以控制，遂在提升政府“任意性权力”的同时有力地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其本质即许田波所津津乐道的“自强改革”（Self-strengthening reforms）。但这种模式在后两组案例的检验中并不占优。
第二组案例是1405年-1588年间的大英帝国和明朝。英国的统治基于社会的同意，在政府（如伊丽莎白女王）与社会（如商人、海盗、同业公会、冒险家等）间通过博弈、讨价还价而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合谋”，因而在与西班牙等“海权先驱”的较量中，英国逐渐胜出，一步步走向了海上霸权。相反，基于强制的明帝国，其郑和七下西洋的伟业本来标志着其拥有远远超过西方的物质技术（航海术等），然而帝国皇帝采取的“基于强制的模式”，即谋求绝对权力（arbitrary power）和对社会的彻底控制，于是实施“海禁”，最终成为了固步自封前的绝唱。明朝东南沿海本来有着繁荣的海上贸易，中国海商也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由于他们的存在威胁到皇权的绝对统治，因而受到一次次围剿，并最终被清剿殆尽。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就这样被政府与社会的恶性互动所消耗殆尽。从这一案例，王鹏博士提出，政府与社会不同的互动模式，对国家的发展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第三组案例是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与大革命后的法国（1688-1789）。套用许田波的逻辑，英国的革命属于典型“自弱式”革命，因为其王权收到极大的限制。然而，国王的“任意性权力”被限制后，其政府在的国内社会面前的合法性却极大提高，因为其对内统治更依赖于人民的同意（契约、议会的代表与制衡作用），不仅反过来促进了英国的繁荣，而且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时占有明显优势。。与之相反，法国大革命用许田波的话说是“自强革命”，但其国王的中央集权加强后，法国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却并没有随之提高。最能说明英法这两种模式，财政枯竭，再次发生了革命。
从以上三个案例，王鹏博士得出的结论总结如下：
大前提：随着技术不断积累，其对科学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因果链向上），同时对国家竞争力（主要是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推动力越来越大（因果链向下），因而最能激发、保障科技创新的国家崛起-治理模式将胜出。小前提：基于同意的模式（更道义、文明的）比基于强制的模式更有利于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推论：当下及未来的崛起国宜改革治理模式和崛起策略，即政府与其谋求对社会的强化、全面控制，不如采取讨价还价、达成共识的方法，引领、整合社会力量。
最后，王鹏博士由理论引申出对中国当前崛起战略的思考与启发，譬如在当下的网络时代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网络公司、网民的关系，以达成某种最有利于人民利益同时也利于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政府-社会互动模式。在信息时代科技创新的权重正加速提升，中美和平竞赛需要我们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中国社会在市场的规模和活跃度上具有一定优势。我们要吸取海洋时代的教训，不要自我封闭、自我设限，尤其是不能谋求对网络这个新领域、新空间的彻底控制，而应激发本国社会的活力，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挑战。
王鹏博士的报告结束后，田小惠与史泽华老师先后对论文设想提出了建议，对本研究新颖的视角与严谨的逻辑推演给予了高度肯定。本研究的拟题实现了感性和理性的结合，给人深刻的印象。田小惠老师认为，由于本研究涉及的历史跨度较大，因而在案例的选取上不够全面，需要再进一步充实近现代的案例，例如经典的美苏争霸。此外，文章对于国家硬实力，特别是军事的作用。文章可以直接探讨技术、时代性与军事竞争的关系，从而增强说服力，简化理论架构。
史泽华老师由本研究联想到了“泼妇原理”，即文明为何战胜不了野蛮。“泼妇”的高声叫骂（器物层面），不按常理出牌（制度层面）和无道德下线（道义层面）使得泼妇欺压了在各个方面为自己设限的“贵妇”。这也是常用的三种研究路径。不过，本文的命题正好相反，研究的是“贵妇”如何才能战胜的了“泼妇”，文明何以战胜得了野蛮。文章的初衷，从字面上看，是观察技术对国家实力、崛起模式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决定论”，但从论文的综述看，作者并没有突出地肯定这种线性关系。因此，整个论文研究中的大前提可能已经包含了一个小的没有完全解决清楚的小命题。论文下一部分又比较突然地转向了“制度中心主义”，与之前的前提假设路径和重心不一，有可能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史老师建议王鹏博士将研究的跨度缩短，更为聚焦到资料相对充分的现代案例中来。
与会的尹春玲老师提出了几点意见：首先，本研究需要明确文明和野蛮的界定标准什么？如何区分？这点非常重要。其次，在英国与明朝对比的案例中，涉及不少问题其实是与国体、政体、地缘政治有关系的，运用三个要素似乎更为契合。再次，美苏争霸的案例中，很多现实问题是回避不了的，现状研究有些问题不太好谈。最后，本研究属于对前人的修正研究，作者需要明晰文章的创新点。王鹏博士回应，本研究归根到底是讨论制度、治理模式，但它的创新点是以技术变革为标尺的国家竞争演化理论。
随后，尹继武老师对王鹏博士的研究做了补充发言：第一，文明与野蛮的概念以道义的标准界定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举证。道义的概念也分为三种，基于同意与强制又在此基础上增添了新的概念，理清它们比较困难；第二，文明与野蛮具有时代性，多见于历史研究中，在近现代研究中少有出现，难以区分。例如日本的崛起有其“野蛮”的一面，也有“文明”的一面，究竟何者为主导；第三，案例选取应更有针对性，例如选取基于同意的国家战胜基于强制的国家，或做中西对比，纵向挖掘与横向对比相结合。
李永辉院长对于文明与野蛮之辨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明与野蛮这对范畴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秦商鞅以圣道、王道、霸道说孝公，而孝公取霸道。与当今的霸权主义不同，霸道之“霸”是一种手段，最终追求的是“道”。武力与道义是可以统一的。文明之所以战胜野蛮，除了道义，还因为文明在很多方面更先进。而野蛮民族其实也有其领先的地方，例如匈奴的铁器等工具和畜牧、军事技术等。因此文明和野蛮必须在条件上加以限定。此外，霸权的互斥也影响着国家崛起是否能够持久。
王鹏博士对各位老师的建议一一给予了回应，对全体参与讨论的师生的宝贵意见表示了感谢，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研究的方向。与会师生也高度期待王鹏博士的最终研究成果。最后，李永辉院长感谢了嘉宾老师的到访，并欢迎所有师生关注、参与北外国关前沿沙龙今后的活动。本次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祁一方供稿；祁一方供图）
